1920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，未毕业即参加北伐，被编入蒋介石麾下第九军，作战勇猛，善于丛林突袭与山地防守，1927年升任营长，历任团、旅级军官。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他在南口战役担任预备队指挥官，日军装甲部队连续攻城，吴绍周顶着炮火督战，三天内伤亡过半未撤退，被授予四等宝鼎勋章。
1938年春，调入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，参与台儿庄战役，带领部队绕道运河，破坏日军补给线。
正面肉搏，白刃战中左臂负伤，未退一步，作战结束后，获得两次三等云麾勋章。
抗战胜利后，吴绍周升任整编第12师副师长，后任第135军副军长，1948年被编入黄维兵团，转战中原。
淮海战役爆发后，黄维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合围，11月，宿县以西，浮桥断裂，吴绍周没有抢修，反而命令工兵拆除浮桥主索，部下不解，他仅说：“再打，就是送命。”
第三天，他带着参谋主动向方向举白旗，没有枪声，没有负隅顽抗，随后被押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
功德林是北京市郊专门改造战犯的管理所，吴绍周被安排在三监区，日常负责打扫内务、阅读《选集》。
开始他沉默寡言，半月后主动索要《论持久战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他用铅笔密密写下批注，常在灯下抄写段落。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战犯管理所设立专门小组，由管教干部组织“关注战局”南宫ng28相信品牌力量专题学习，吴绍周多次向值班干部表达：想出一份力。
1950年8月，他提出申请，请求参与研究美军战术：“我打过日军，也看过美式兵团，不比鬼子难。”管理所批准其参与“战犯研究班”，研究美军战术漏洞。
研究班初期由吴绍周、杨伯涛、宋瑞珂三人组成，地点在功德林后楼小会议室，墙上挂着朝鲜地图，每日更新战况，桌上堆满美军战术手册和战地电报译件。
吴绍周先看地图，他用红笔标记美军驻地、调动方向，青笔标出山地走向，第一周，他不说话，只是画线。
他把方案叫“夜战+近战”。核心就是：晚上打，打近战，不给美军用远程火力的机会。
从9月起，研究班开始编写《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》报告，四万字打底，后增补至六万字，结构分三部分：
坑道建议最初被认为“土办法”，吴绍周举例：台儿庄白刃战期间，他们曾挖掘联通民宅的地道，将日军逐个引入巷战消耗，他说：“现代战也能用，炮弹打不到地下。”
报告于1950年10月交由功德林转呈，一周后，管理所通知：报告已送交志愿军总部，彭德怀同志已阅。
第三周，功德林来了一位总参作战部少校，他单独找吴绍周谈话，拿出上甘岭地形图，请他讲坑道作战可行性。
谈话结束后，吴绍周沉默了整整一晚，第二天，他用红墨水在地图上标出三处适合挖掘坑道的斜坡，“坡度不大，泥土不松，打不垮。”
志愿军第38军、39军、40军、42军，分三路夜间突袭清川江以南美军阵地，攻击开始前，所有部队接到同一命令：夜间开火，零点进攻，贴身肉搏，天亮前撤出视野。
北极熊团，全称美陆军第7师第31团，二战中参加过北极圈作战，火力强，训练精，进驻清川江时设有固定火力点、坦克掩体，依靠空中侦察实施前线封锁。
但这个团有个致命弱点：夜间全靠探照灯照明，无红外设备，士兵夜训频率不到10%。
11月28日晚，第38军第113师三个营分三路穿越山林，靠近目标，行军中必须包裹枪械金属部分，不许咳嗽，穿棉鞋，不穿军靴，接近时刀刺出鞘，子弹上膛。
午夜零点，战斗打响。志愿军未使用集火压制，只打照明设备，第一轮炮击后，北极熊团指挥所与两处照明塔被炸毁，整个阵地陷入黑暗。
志愿军部队趁乱进入战壕，逐一清除火力点，多数为白刃战，手雷使用次数少于10次。
美军一度误判为“空袭+内部哗变”，事后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报告称：“军队擅长黑夜和隐蔽，是一种非对称但致命的战法。”
吴绍周的“夜战”建议，第一次被完整应用，军委未做通报，也未归功研究班，但功德林内部流传一条简讯：“报告方案已在清川江一线应用，效果超预期。”
双方反复争夺阵地，美向高强度轰炸和昼夜轮换攻击，志愿军战损上升，防线军被迫防守狭窄阵地，日均承受炮击上千发。
1951年3月，志愿军工兵部队进驻前线，开始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，设计由地面指挥所、战壕、爆破点、医疗通道构成，最深地下18米，最长通道900米。
坑道最初用于躲避空袭，后来升级为作战平台。士兵可在坑道内轮换、补给、藏兵，突击时从隐蔽通道直接接近美军阵地。
1952年，上甘岭战役打响，美军集结第2师精锐部队，动用航空炸弹、燃烧弹、炮弹27万发，集中打击597.9高地。
据军报统计，战斗期间坑道工程总长度超20公里，单次最大突击由坑道内发起。美军每次攻上山头，志愿军从地底突然出现，从侧翼或背后反击，反复夺回阵地。
此战后，美军投入4000万美元研发夜视仪与地下穿透雷达。从侧面印证：吴绍周建议的战术，改变了战局。
志愿军内部统计，实施夜战+坑道战术后，单次战役伤亡率下降30%-40%，多数部队从“每战必减员”变成“多打少损”。
抗美援朝初期，志愿军死伤换战果；中后期，靠战术制胜。这套体系的雏形，就在功德林的简陋小屋里。
1952年10月，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份电报：“吴绍周战犯，经审查，对志愿军作出有价值贡献，可予提前释放，执行特赦。”
电文不长，落款是“”，这份特赦，比1959年首批战犯特赦早了整整7年。
当年11月，吴绍周离开功德林，迁至湖南长沙，由省委安排，担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，挂名八级干部，实际负责抗战史料整理。
他从未接受媒体采访，也从不主动提功劳，只有一份留在馆里的手稿，提到了功德林的研究小组。笔记中写：“我们当时没想到结果，只想减少伤亡。”
1956年，他参与编辑《湖南抗战大事记》，贡献大量日军行军路线和兵种构成资料，因其熟悉国军与日军编制，多次协助党史部门还原档案。
他没有回老家贵州，也没重返军队，1966年病逝，享年64岁，去世通知只发给文史馆内部。
他留下的战术，被写进了后来的《志愿军作战教令》，夜战、坑道、包围反冲击，成了后续边境冲突中常见模式。
美军在1970年代公开发布《朝鲜战争军事教训》，其中第七条是：“低技术敌军依靠隐蔽与夜战可破坏常规优势。”报告附注：“源自1950年第38军攻克北极熊团。”
上甘岭坑道战是时任志愿军陈赓副司令员亲临15军阵地后，总结该军与联合国军作战经验与存在的问题，并根据上甘岭的地形，预计敌军将采取的战术后，指示15军尽早尽快挖坑道，用坑道战对抗敌军，既减少了我军的伤亡，又阻击了放军的进攻。
那个年代的高级将领不管他们是国军还是共军都有一棵爱国的心。不能简单的以胜败论英雄，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都值得我们后人尊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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